题目用很老套的一种形式:今天你xxx了吗?:确实,问问自己,今天读书了没?此读书为什么呢?
今天在网络中浏览的时候,发现原来昨天是世界读书日。“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是今年世界读书日的主题。
可是,现在,到底是我们没书读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去读书,或者说到底我们把读书看成一个怎样的行为呢?选摘两篇文章.
为什么半数国民不读书
昨天是世界阅读日，我应约为《新京报》写了篇评论。这类评论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重申“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道理，好话不怕多说，旨在劝学；一种是豪情满怀地赞颂我国又出版了多少好书，文化事业如何繁荣，旨在随俗。临到头我才拿定主意，写了篇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文章，发表时的标题为“阅读率下降，国民当作何反思”。众所周知，在一篇应时而作的评论文章里，不可能真正展开讨论问题，所以我愿意借本周专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我一直怀疑中国人的劝学文章读得最多，“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格言警句也背得最熟，但是究其行为来说也显得最为言行不一。阅读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在我国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4.5本——另外有统计表明，全世界犹太人平均每年每人读书64本，美国人正在争取达到50本。去问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知道，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通常情况下，出版一本严肃的书籍，开印数能够上万就已经让人欣慰了，这在很多小国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网上阅读率有所提高，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中深度阅读能占多大比例？目前绝大多数严肃的研究或者创作，仍然是以图书出版为首选，网络还只是一种延伸阅读。即使加上这一部分，国民阅读状况仍然堪忧。
关于读书和出版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二者之间总是纠缠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读者说，现在出版市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书商“好点子不多，坏点子不少”，庸俗浅薄泛滥，假冒伪劣成灾。呕心沥血的作者越来越少，抄袭拼凑的图书越来越多。有评论家愤然指出，当年出版的上千部长篇小说中，说其中九百本是垃圾绝不为过。而书商和作者却说，现在的读者就喜欢快餐阅读，严肃出版物没有人买，跟风胡编的书一抢而空。
呼吁书商从拯救民族灵魂的高度来从事出版，看见浅薄的书有厚利可图也绝尘而去，虽然高尚却不好操作。事实上书商和作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受过别样的熏陶，他们也是读者中的一部分。鸡和蛋其实都在一个鸡棚里，假如有了禽流感，都有可能坏掉。
如果仅仅从工具理性出发，一个人似乎的确不需要每年读50本书；但是如果从人文理性出发，从读书带来的愉悦感、心灵对话、思想诞生、培养创造力和凝聚民族文化等方面着眼，那么读书无疑是开卷有益，多多益善。而在这些方面， 读书更多来自一种习惯，一种内在的需要。这种习惯和内在需要不是靠一个口号或者一次运动就可以完成的，而是来自从童年开始浸润的教育。所谓“春萌之草，只见其绿，不见其长”，反过来也成立。
所以我要强调，对读书问题的真正反思只能是对教育的反思。这是根本的反思，是一切出版和读书运动的基础。否则，就算我们通过形象工程出版一些好书，再通过倡导和打折让大家把书买回家， 没有内在的阅读需求，没有来自心灵的饥渴和思想的呼唤，大部分书也将束之高阁，或者读也徒然。
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对培养阅读兴趣、想像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少功效？我知道也有不少教育工作者苦心孤诣地编写过分别针对大学生、中学生的“人文读本”之类的好书，但是我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老师们的嗟叹:我们怎么可能叫学生读这些书呢？任何人去考察一下正在培养读书习惯的青少年的课堂和课外学习，应该都不难理解这些嗟叹——在目前的应试教育中，在没完没了的背题、押题、练题的求学生涯中，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有多少人对书籍充满了爱而不是恨？有多少人有一点时间不想逃避到电子游戏室里去消遣？他们长大以后，又有多少人会经常光顾图书市场？他们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以后，又有多少人会把博物馆、图书室等文化硬件的投入放在首位？相应地，在地铁车厢、公园里，又能形成多少阅读的氛围？
“半数国人不读书”是一种文化自阉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是世界读书日的主题。
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却告诉我们，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国人一年也读不了一本书了：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2005年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每年至少读一本书”读者总体与识字者总体的比例为48.7%，与全体国民总体的比例则为42.2%。（4月23日《北京娱乐信报》）
网上阅读率的迅速增长，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图书阅读率的大幅降低，但是，整体意义上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更何况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暂时毕竟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是一个经济指标的持续走低，也许能给大众特别是政府以警醒；但这样一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阅读指标的持续走低，却要“无所谓”得多了。在我看来，这正是全社会“重经轻文”趋势的表现。然而，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助推器和耐力源，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不能及时归结到文化繁荣上来，必将是短暂而且缺乏表现力的。文化之于经济的关系，用“文化是经济的命脉”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的分析独辟蹊径，提出了有名的“文化比经济更重要”假说。他认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并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这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其中表达的文化之于政治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却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和重视的。
显然，如果我们站在上述的高度，“半数国人不读书”就不应该被泛泛而谈。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国人越来越少，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从教育领域到日常社会的恶性延伸；而“读书无用”导致的“读者越来越少”结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阉的征兆。
“半数国人不读书”，意味着国民对书籍这一“人类文明主要承载者”的轻视和排斥，这不仅是一个国民素质不能提高的问题，更是一个文明断代的问题。有人说，民族的崛起就是文化的崛起，文化的衰落预示着民族的衰落。当一个民族主动放弃传承祖先的灿烂文化并且断绝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取，这不是一种文化自阉，又能是什么？
我们知道，“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最该拥有的基本自由；而读书显然是实现这一“自由”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半数国人不读书”是放弃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这种放弃必然是夹带着血和泪的。书价太离谱、好书太缺乏、出版商无德等固然都是重要原因，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生存压力过重，疲于获取最基本的口腹之需，没有能力和闲暇顾及精神生活的满足。这一点，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早就有过阐释。
所以说，“让国民生活得更轻松”，既是倡导全民阅读的前提，也是防止文化自阉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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