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被认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的樊纲，最近说了一段似乎是得罪网民的话：“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网上一些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有的还正在面对有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有一些不满。他们现在不是真正需要政府救济的，需要政府救济的人还没有上网的能力。真正的穷人的利益诉求会很不一样。说这些不是要贬低网民，他们也是一个群体(一组多个群体)。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的利益群体，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利益的均衡。中国有更大、更深刻的问题需要去关注。”
关于网意,民意的问题,最近讨论的是非常热.我想起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浅谈网络政治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似乎讨论的也是类似的话题,所以搜集了一些观点,供自己有更加深的探究.个人的观点很简单:能够上网并对政府决策做出影响的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注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下面摘录几篇文章.
樊纲：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 2006-04-12 ]
“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
……
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时报讯 4月3日，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5日，网友cfd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题为《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７的帖子，赞成樊纲的观点，并提出“(网络)这个新事物中包含着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人在网上攻击改革开放，乱发表意见，搞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帖子一出，关于“网上言论能左右国家政策吗”的话题马上引起网友连日的激辩。
网友发帖推荐樊纲观点
网友cfd的帖子里一上来就以“樊纲最近指出”为开头推荐了一段话：“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随后cfd认为樊纲说得很好，很有针对性。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网络)这个新事物中包含着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人在网上攻击改革开放，乱发表意见，搞得决策者无所适从”，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点很重要：1、要搞清发表某种意见的网民的数量。因为许多人在网上写帖子，一张口就是“人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谁。2、“上报”制度需要改革。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上报”制度，这些少数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民意”而回报给上面，使中央失去正确的判断。3、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遥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被少数人的网上言论所影响。4、言论自由应该主要在报纸、杂志上实现。因为，网络是匿名的，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毫无自律可言、许多人是根本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很难从网络的言论自由中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左右论”惹怒广大网友
帖子出来后，马上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用论坛版主的话说就是“这一帖子就像往深水区扔进了一个重磅炸弹，一时间，浪花翻腾。24小时过去，它的点击数超过1万，跟帖超过200条(创深水区单日跟帖之最)，同类主帖达20条，无可置疑地成为当日强国深入讨论区最热门话题。”昨日，该帖的点击数已接近2万。
在帖子的回复中，可以看出广大网友被樊纲和cfd的话惹怒了，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占据了绝对多数，“楼主也太低估国家决策者的智慧了，连兼听则明的道理都不懂”。
而少数支持的网友则认为，“此文揭露了网络的真相，我们不要被少数自称代表‘民意’的人蒙骗。”
樊纲简历
男，汉族，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纲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过渡经济学，曾主持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徐光朝 来源：《信息时报》
还有什么比网意更接近民意？
作者：练洪洋 来源：红网
日前，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见４月１２日《信息时报》）
就在４月１１日，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还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民意汇入中南海》为题，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在网上了解民意的新闻，体现了执政者与时俱进、广纳民意的胸襟。新闻一石击起千重浪，获得网民们的广泛赞誉与支持。今天，就听到专家的不同声音。
有不同声音是好事，敢于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发表不同意见更是难得，精神可嘉，但是勇气归勇气，事实归事实，樊纲先生对于网民的蔑视是值得商榷的。应该承认，“网民（或者称为网意）不能代表民意”这个判断似乎也难以驳倒，关于什么是民意，从来就有很多辩证的判断，或者说存在着相当的争议，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如果说网意不能代表民意，那请樊先生告诉我，还有什么比网意更接近民意？
权威声音？我们的社会什么都缺乏，但从来就不缺乏权威，权威的声音永远是垄断着几乎所有的传播资源的强势声音，结果我们发现不但从来就把为人民服务的机关，难以做到听民意恤民情顺民心，就连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权力机构有时也难免脱离民意；专家声音？民主社会是一个专家的社会，他们高高在上，占据着强大的话语权，可是纵观近年来国内专家的表现，委实令公众有些失望。他们或故作惊人之语以示深奥，或昏聩颟顸不知所云，或依附权势甘作犬儒，或跻身利益集团为其代言……去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就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是寥若晨星，声音微弱……
而互联网呢？或许那些妖魔化互联网的专家首先别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网民已达１亿多。对于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果１亿人的声音都不能代表民意，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接近民意？这里要提醒樊纲先生的是，在这１亿多的网民中，或许真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并不多，但是网民们也不是孤家寡人，他们也有在田里干活、城里务工的农民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们也会为农民、农民工代言，不信就看看有关农村新闻的网评吧。
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会受到个人利益的浮云遮蔽而失之于偏颇、偏激甚至是荒谬的，但当发言的基数的几何级数增大，千千万万不同阶层、不同学力、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同时发言时，其总体思路与意见是平和的、理性的、清晰的，民意也就显露出来，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网络传播正日益成为中国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平台、方式之一，它必将对未来的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专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在时下，如果网民能“左右”政府政策走向，那真是一幸事，专家应对此感到高兴才是，没有必要惶恐不安。
网络民意真的能影响政府决策？
作者：曹林 来源：燕赵都市报
前日在《半月谈》看到一则消息说，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今天看到经济学家樊纲“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言论，认为：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时报》)
相比其他经济学家“网络是公共厕所”、“网络争论乌烟瘴气”的网络偏见，樊纲的批评似乎客气多了，但其中蕴含的精英自负和霸道一点也不逊色。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不能仅以网上舆论左右政府决策？面对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和一个不存在的结论，我不禁扑哧一笑，网民什么时候以民意代表自居了，又有哪一个政府决策仅受网络舆论左右了？被网络民意抢了话语风头的精英，是在夸大其词地以臆想的“罪状”离间决策者与网络舆论。
确实，上网发言有门槛，多数的农民、民工等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都不在网上，从利益身份来看网民代言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常说网络声音代表着一种民意，主要不是从利益身份，而是从言论表达的透明和开放来说的。虽然网上表达对许多群体有许多障碍，但相对于其他表达通道，它更开放、自由、快捷、原汁原味和草根，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无限拉近了执政者与民间的距离。网络民意的伸张不在于表达人以及表达结果如何，而在于能通过一个渠道畅通地表达出来了。在许多群体权利伸张能力非常贫困的语境下，表达渠道的民意价值远远大于利益身份。
再说说网民的利益身份问题。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是不是网络就不能反映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包括农民、民工在内，许多群体中并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是不是就表明人大不能代表民意了？休谟说过，我们在生活中实际上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我们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己的私利和欲望的满足，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以自己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为中心的涉他关系；另一个角色是旁观者，他可以超然事外地看待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能够站在旁观的位置通过共通感的同情机制而感受到其他人的行为。说网络表达能代表民意，就是从公正旁观者角度说的，这种代言，是以共通的良心为代言中介。许多网友身在城市文明中，但看到农民工权益受损时，自然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说几句话。
好，再来说说“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真是笑话，重视网络舆论是官场新近的动向，有谁极端到仅以网络舆论为决策依据了？即使网民有左右决策的想法，既有的制度也不允许，话又说回来，谁表达时不“想”左右决策啊？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草根性，无论何种社会中，网络舆论都带着一些偏激的情绪，只是中国在拉大的社会裂痕下表现得更鲜明罢了。基于这种“直指民意”的非理性，许多社会都设置了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缓冲，政府决策与网络舆论间有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中间人。正如有评论者说过：民意必须通过议会的渠道，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过程———目前中国充当这种中间人的是各级人大，虽然代议机制不是太完善，但在人大面前，网络舆论根本不能独断地左右政府决策。目前的现实是决策不能更民主地体现舆情，而非舆论过度影响决策。
当高层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的时候，知识精英以臆想的“罪状”弹起“网络民意威胁论”，这不是未雨绸缪，而是一种自大的愚蠢甚至是卑劣的离间。
网民声音不能代表民意，谁能？
舜网-济南时报
知名经济学家樊纲近日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时报》)
“网民不能代表民意”，樊纲先生的理由是，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绝大部分农民和民工是没法上网，这话看似有理，但其实动动脑子就会发现，樊纲实在缺乏常识。农民和民工不会上网，但是，他们的儿子可能就在网上，他们的亲戚朋友会上网，或者说了解他们的人会上网。这些人作为网民，不能成为农民和民工的代表吗？
樊纲先生把网民想象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原子，把网民与整个社会的普遍联系切割开来，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此外，我想，网民也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现在网民总数已经突破1亿，在这里面，有知识分子，有学生，有企业员工，有下岗工人，当然，也一定有农民和民工。尽管比例不怎么平衡，但是，谁敢把这样一个囊括几乎所有阶层的群体称为“特殊群体”？樊纲先生大约以为，网民都是一群不学无术、整天就知道拍砖骂娘的人。你错了。网民中不乏像你这样的知识精英，像你这样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学者。既然你樊纲先生可以为国家献计献策，凭啥网民就不行？
相信，有空的时候，樊纲先生也会上上网，这时候，你也就成了一个网民。事实上，“樊纲”两个字，在网上的出现频率很高。在网络里，有樊纲先生说的话、接受的采访，还有樊纲先生的论文、调查报告和文章。可以这样说，樊纲先生在网上说的话比大多数普通网民都多。如果说“网民不能代表民意”，那么，樊纲先生在网上的言论是不是也全是废话？
网民声音不能代表民意，那谁能代表民意？按照樊纲先生的意思，难道，只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才是民意代表吗？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民意的表达场所吗？正如网友所言，网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的声音，至少也代表了某部分人民的意愿。政府应该重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难道，就可以忽视那1亿多网民的声音吗？
网络是个虚拟社会，但却也是我们生活领域的延伸，也是我们表达观点的场所之一，事实上，现在许多争论，都是在网络上开始的，最后又传播到纸质媒体和电视、广播上；而且，现实中的争论，也会被搬上网络以供讨论。网络这个场所，可以说，是旷古以来最大也最民主的辩论场所。在这里面，可以不用顾忌会受到打压，而且谁都有充分的表达空间和时间，也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样的场所，理应成为政府考察民意的重要领域才是。
网上言论“左右”一下国家政策有何不可？ (选摘)
朱卫华
但我要说的，“左右论”不过是一个借题发挥的道具，而其信息界面背后隐藏的应当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对自己今年以来狼狈处境的绝望：既然“共富论”宣告了他们“私有化”经济理论的末日，既然国家不再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儿，那么临死也要抓个垫背的，总之不能让“网上言论”成了气候！其实把樊纲的话撕破了看，就这么卑琐，就这么低俗，一点也看不出有为“国家政策”担忧的高尚动机。
读了樊纲这段话，网友们大概马上会联想到去年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要顶住互联网压力”那句似乎面临大军压境的惊惶台词。两相对照，互为印证，就不难从樊纲的话中品出一种强烈的味道，即“主流”们对“网上言论”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抵触、惊惧和不安，或许还有一点嫉妒。
再想想，去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以极为欣赏的口吻提到了党的主流网络媒体，并称自己亲自到网上去了解民意，察看民情。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网上言论”所表示的鲜明肯定。今年的“两会”，温总理在谈到民意时，不仅再次高调称赞主流网络媒体，同时还提到了新浪网等民间网络媒体。而且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关于经常把人民网等网络媒体作为自己工作“重要参考”的感言，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于是，社会普遍认为：网络正在形成一个话语群体。而我认为，现在这个话语群体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改写的客观实在。无论有些人多么厌烦它。就算它是洪水猛兽，也已经无法逆转。
这想必就是樊纲“左右论”的“根据”吧？但遗憾的是，在这里我不得不做一个必要的纠正，如果说国家政策中开始有了“网上言论”的影子，那不是受到了“网上言论”的“左右”，而是执政者同网络这一重要民意载体的良性互动的结果。这一点决不是“左右论”所能离间得了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网上言论”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并发挥了她应有作用！不要侮辱执政者筛选“网上言论”的智慧和能力，不要曲解“网上言论”的历史地位，国家一系列顺应民心的历史性决策，既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能“左右”，那就用一个他们总是很反感的那个词语“人民”来表述——是人民“左右”了国家政策！
诚然，“网上言论”决不是13亿人的言论，这无须劳驾这位经济学家用小学生算术的算法去饶舌。但有一个数字是不能绕过去的，那就是中国已经拥有一亿网民。这些网民平均每天有多少在网上发表“言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证明他们发表的言论比较其他传媒，在民意方面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就说网上关于“走共同富裕”改革之路的呼声吧，这跟包括“农民、民工”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大同”即可，“小异”在所难免，难道不是么？
再者，在“网上言论”之前，能够承载传达民意的媒体或渠道无非就是报章、电视、信访、走访那么几种模式，但由于这些模式在规模、体制、机制、速度、形式等方面的局限性，体现民意的能力显然大为逊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光看网上的东西”固然不妥，但在中国已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国家决策绝对不能罔顾“网上言论”！请问樊纲先生，除了“网上言论”，你能找出一种更能体现民意的平台、载体或途径吗？既然目前你也没有更好的主意，那么退一万步说，在集纳民意的硬件和软件都不完善的时候，择其最优而从之，让“网上言论”暂时“左右”一下国家政策的制定又有什么坏处呢？（2006年4月5日 星期三）
更新日：2014/10/23 ·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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